开启“十四五”，中国经济如何发展？12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1”在北京、广州通过视频连线同步举办。本次论坛以“迈向新发展格局的中国经济与大湾区发展”为主题，来自国内外近30位专家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迈向新发展格局的宏观战略、宏观政策、中国经济新格局与大湾区发展等议题。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稳”字上下功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要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区域交通网络大联通，促进各种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成为“河水”和“海水”的衔接带。

　　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

　　“搞清楚、说明白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培勇认为，新发展阶段与以往的发展阶段相比具有新的发展目标、新的发展环境、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高培勇称，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从全面小康到现代化强国的大跨越、从追赶到引领的大跨越，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大跨越。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同处于各类矛盾多发、易发期的内部矛盾相叠加下，面临的机遇更具战略性和可塑性，挑战更具复杂性和全局性。

　　“在新发展阶段，要追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其出发点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着力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落脚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统筹发展安全。”高培勇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在他看来，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是实现高水平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未来，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王一鸣建议，需要利用制度优势和精锐力量在拥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具有较强战略价值的领域构建局部优势。

　　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中上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形成强大的供应链创新生态。“不仅要加大基础创新投入，还应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他说。

　　谈及开放型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认为，要继续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推动规制、规则、管理标准制度性的开放，促进开放性经济平衡发展，在高水平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未来宏观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直言，首要的是经济增速要稳。“稳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指标表现，最主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宏观调控手段不能急转弯。”她说。

　　陈文玲进一步阐述：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统筹短期宏观调控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和顺周期调节，统筹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设计和结构性设计，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协调，既防止政策之间的互相掣肘，也要避免政策同时发力过度。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项长期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认为，要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模式，优化和增强金融的供给，为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现代的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金融支持。

　　同时，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通过监管和产权的明晰来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发展要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从增加资金支持规模、优化资金分配结构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力度。“还要通过相关的立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通过改善普惠金融监管的状况来更好地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何德旭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未来应用“利率开路，财政保底”的宏观调控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利率政策要走在前面，在扩张需求的过程中，激发市场内部活力，然后再借助财政政策搭建地方融资平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谈到，面向中长远发展的中国经济，要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进一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助力数字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建设。尤其是要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在打造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帮助和就业机会。

　　大湾区建设：从“前店后厂”到“前台后室”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承载着重要的使命。

　　“伴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将是技术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良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创新和数字化司司长马尔科·卡米亚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借此机会强化生产集群和价值链，并将城市群和全球供应链联系起来，继续成为创新和经济活力的源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郭跃文认为，广东要以实施“湾区通”工程为抓手，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不断增强广东经济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提出广州面向未来发展的新期待：做人民城市的代表者、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推动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标杆者、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引领者和国家“双碳”战略行动的先行者。

　　“当前，香港与珠三角的合作模式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认为，在大湾区的背景下，香港要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其和珠三角的关系要从“前店后厂”转向“前台后室”的新区域合作模式，即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内地设“前台”开辟市场，香港则作为“后室”提供生产性服务。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看来，深圳河两岸，北面是内地的制度，南面是香港的制度，北面是“河水”，南面是“海水”。而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两套体制并行的衔接带，成为制度多样化与制度创新的沃土。“衔接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衔接，因此，香港和内地两套体系要并行，利用好制度优势、土地以及劳动力，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跨国公司来这里。”他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同样认为“流动”在大湾区很重要。他认为，可在深圳口岸经济带与香港北部都会区探索长远规划的对接，建立联通港澳的科技市场体系，促进粤港澳科技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形成创新协同的共同市场，并利用好前海、横琴两个合作区，率先实现跨境“流动性”和科技市场一体化。

　　“大湾区对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说，要注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引导政务服务标准归一，强化环境公平透明预期，理顺优化营商环境的机制问题，破解提高营商环境水平的痛点问题。

　　暨南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实验区研究院副院长顾乃华说，要牵住体制机制这个创新的“牛鼻子”。他说，要遵循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体制机制堵点，对内形成各方可接受的合作规则，对外形成引领示范的国际规则。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覃剑则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加快推进都市圈内和都市圈间交通一体化、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交通一体化、内湾地区和外湾地区交通一体化，促进不同交通网络实现多网融合和智慧共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大联通的新格局。